〈ECFA專題〉CEPA與香港勞工 / 宋治德
12/29/2009 10:45:00 上午 張貼者： 蓬萊島雜誌.Net
《編輯部說明》「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別人慘痛的教訓更應引為殷鑑。簽署ECFA對台灣的勞工會造成什麼樣的傷害，目前還停留在不同經濟模型的評估之上，不同立場的人，可以透過不同的假設推演出想要的答案，但事實不會騙人，看看香港，想想台灣，才是我們應該警惕的地方。以下是今年3月間台聯黨舉辦「CEPA與香港勞工」研討會時，由香港職工會聯盟組織幹事宋治德先生所做的報告，經由他現身說法，必能對ECFA可能帶來的衝擊有更現實的體認與理解。
CEPA的源起背景
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後，由當時北京欽點的特首董建華進行管治。適逢遇上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香港經濟步入數年的衰退期，又加上2003年的「沙士」衝擊，失業率度達到9%的歷史新高點。而普羅的打工階層(包括公務員)面對減薪及裁員的打擊，工作朝不保夕。
而董建華的治港能力一直備受質疑，同時政策上明顯傾向大地產財團的利益。而政治上也極為保守，只會緊跟隨北京的江澤民集團的指示，包括加緊就基本法第23條有關國家安全的立法，最終爆發2003年7月1日的五十萬港人上街遊行，要求董建華下台。董建華其後為了平息民憤，而宣布收回23條立法，而負責推銷的當時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被迫下台遠走美國，財政司長梁錦松同樣辭職。董建華的管治集團面臨空前危機。
北京政府有見及此，為了挽回其欽點的董班子的管治危機，以及紓緩香港的經濟危機，正是在這背景下而推出CEPA的安排。
CEPA是什麼？
CEPA全名為「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中文為《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單而言，這是一個香港與內地類似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主要大幅減除兩地之間的貿易障礙，包括關稅及貿易資格限制等。
CEPA內容主要分為三大部份﹕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以及「個人遊」計劃(或有認為「個人遊」計劃亦是歸為服務貿易其下)。
在貨物貿易方面，內地會給予香港製造的產品零關稅的對待，只要該產品部份生產工序在香港進行，即可享有此等對待。
服務貿易方面，CEPA開放二十多個行業的限制，包括分銷、法律、會計、房地產、廣告、管理諮詢、會展、電信、視聽、建築、建築設計、分銷、保險、銀行、證券、旅遊、客運、物流、航空、醫療、文娛、信息等等。這些領域過去要求有關港資企業如要到國內投資，必須要有較多的資本或營業額，或需要與國內企業合資經營。這些限制都在CEPA的框架下被取消或減少。以醫療及牙醫為例，過去中外合資的醫院及診所聘請的醫務人員大多數需要為中國籍人士。但在CEPA下香港與國內合資的醫療機構的員工可以大多數為香港人。而且香港醫生可以在國內有較長的執業期。而香港三所大學醫科畢業生亦可參加內地統一醫師資格試。
至於「個人遊」計劃，是在CEPA的框架下引入，在2003年7月28日開始推行。根據計劃，內地指定城市的居民獲准在最長為一年期間來港旅遊兩次，每次最多可逗留七天。直至2006年底，「個人遊」計劃已涵蓋中國44個城市，根據計劃訪港的內地旅客超過1,720萬人次，佔訪港內地旅客(4,360萬人次)的39%。而佔全年訪港旅客人次2,525萬人次的一半(不計中國在內的外國訪港旅客)。
其實CEPA與WTO可說是一脈相承，WTO是一個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各國共同商討如何開放市場，但由於各國之間的不同利益，WTO會議難以使多國達成協議。因此，近年國與國之間更多達成的是雙邊自由貿易協議，主要由國與國之間簽訂，CEPA正是其中一例。不論是多邊還是雙邊的自由貿易協議，其本質都是一致：消除資本流動的障礙。
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後，其後數年陸續降低關稅及開放市場。中國政府為了讓國內企業可以嘗試接受開放市場的衝擊，所以與香港簽訂CEPA，提早讓港商進入內地市場。換言之，其他國家也可以在數年後享有大部份CEPA的條款，港人的優惠並非長久。
CEPA是否能吸引更多港商企業回港投資，增加就業機會？
政府宣傳CEPA的其中一個論調是：因為香港製造業享有零關稅的優惠，因此可以吸引港廠或外國廠家來港設廠，生產高質素的產品，從而製造就業機會。或者我們先參看以下基本數據﹕在2006年12月，歸入機械、設備、儀器及零件業的港產品出口貨值，與2005年12月同期比較，下跌52億元（即24.3%）至163億元；歸入服裝製品業的港產品出口貨值下跌18億元（即7.8%）至218億元；而歸入紡織製品業的港產品出口貨值下跌27億元（即7.3%）至346億元。2006年比2005年港產品出口貨值整體下跌為1.1%。從數據可以顯示，CEPA似乎並未為香港的製造業發揮起死回生的作用。
其實，香港自80年代以來，製造業北移的情況下，香港基本上已沒有什麼本地生產，而剩下少得可憐的製造業都已經萎縮，或沒有什麼附加值的產業。其次，大部份港商都是為歐美品牌生產原設備，而非自創品牌。因為香港品牌遠遠不及歐、美、日的名牌貨品，港產品牌在國內市場份額所佔甚少，即使給予零關稅的優惠，也不會吸引產業回流。即使有部份高增值(例如鐘錶)的生產回流，能夠僱用的就業人數非常之少，且集中在高技術的範圍，難以改善就業情況。
CEPA協助香港企業開創中國內地市場，港人北上就業更有前途？
有經濟學者指出，相對於製造業，CEPA對本港的服務業更為有利。因為降低了進入中國內地的門檻，令本港服務業公司可以大舉進軍內地市場。本港企業在內地拓展業務，可能會因此招聘一些香港管理人員到內地工作。
根據港府工商及科技局呈交立法會的報告，直到2006年止，根據CEPA在內地創造由香港居民出任的新職位，只有1000個而已。CEPA所創造的港人赴內地的工作數目根本不多，且對基層市民整體就業無甚幫助。而且內地員工的薪金跟本港員工有一定差距，港方管理人員只會擔當過渡角色，待內地員工得到足夠的訓練，企業就只會聘請國內人士。情況跟80至90年代的工廠技工一樣：當內地工人熟練有關工序後，就是本港技工失業之時。
此外，部份行業例如會計及法律服務等，亦可能出現業務北移的現象。大量本港會計師及律師到國內開辦事務所，除了少數大型企業外，其他小企業可能會放棄香港的業務，或會造成更多後勤人員失業。
CEPA對香港整體經濟有好處，最終基層市民都能受惠？
另一個主流論述是：CEPA始終增加中港兩地的貿易額，總體而言能夠帶活本港經濟，最終使社會各階層都能受惠。無可否認，自從CEPA實行後香港商品的整體出口值每年都有所增加，2006年的商品整體出口貨值較2005年上升9.4%，達24,610億元，其中轉口貨值上升10.0%；同期，商品進口貨值上升11.6%。而轉口貨值往中國內地上升15.3%，中國往香港的進口貨值上升13.7%。
雖然如此，但這種「滴漏效應」論述其實沒有任何實質的証明。首先，貿易額的增加與基層市民生活的改善並無任何直接甚至間接的關係。只要再參考2006年12月相比2005年同期相關行業的實質工資指數，製造業升幅1.2%；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酒店業以及運輸服務業則分別錄得跌幅為0.5%及1.5%(2007年工資才有所回升)。由此可見，即使整體經濟有所好轉，基層打工仔女的工資並沒有顯著增幅，甚至繼續下跌。
CEPA下的「個人遊」計劃能帶活香港的經濟？
其實一般香港市民，對於CEPA的基本認識大都會聯想到「個人遊」計劃，以及會認為「個人遊」確實帶旺了香港的旅遊業及相關行業。香港旅遊發展局統計2006年訪港的內地旅客消費達93億元港幣，較2004年增加38%，當中「個人遊」計劃的旅客估計會佔相當比例。而工商及科技局向立法會提交CEPA的報告指出，「個人遊」計劃創造了2萬5千多個職位，佔整個CEPA創造職位3萬6千個的七成。
「個人遊」計劃帶動與旅遊相關行業的收益、增值以及就業機會，這當然是基本事實。不過，如以勞工角度來看，我們還要看她究竟對於勞工帶來多少益處。無可否認是「個人遊」計劃創造了一定的酒店、飲食及零售行業的就業職位。即使如此，據工商及科技局的報告，因為「個人遊」旅客的消費模式的轉變，自2005年後酒店及旅舍業的就業人數開始降低，反而零售業就業人數則上升。
而對勞工更為重要的是，雖然「個人遊」計劃改善了酒店、飲食及零售行業的就業狀況，但行業的工資並沒有顯著提升。以上文所提及，2006年12月相比2005年同期的實質工資指數，零售、飲食及酒店業這個行業類別裡，工資跌幅為0.5%，即使到了2007年6月，這個行業類別的工資仍只有上升1.4%。現時香港2007年通賬率為2.7%，工資水平根本追不上生活物價指數。更不要計算過去在2003年「沙士」期間，這個算是減薪重災區的行業，工資下跌達3至4%。這亦可以反映現時香港普遍打工仔女即使在經濟復甦期間，仍然不能分享到經濟復甦的成果。
說到底，CEPA對誰最有利？
港人目前持有的海外資產是本地生產總值的兩倍，相較日本（只有30%），本港（富商）其實有很多財富及經濟活動在海外(這個數據仍屬推論，沒有具體數字)。CEPA只會對港資及跨國企業拓展中國業務更為有利。他們發財的同時，本地的工人，特別是基層市民，卻是沾不到邊。工人並不能像資金一樣可以到處遷移，當本地資金北移，造成服務業空洞化，工人多只能留在香港接受低工資的職位。
即使現時香港經濟處於復甦，很多資金確實回流到本港，但大都只是流入樓市及股市，造成泡沫經濟。基層工人並不能在這個泡沫經濟的日子得到多少實惠，更要飽受高樓價及高通脹之苦。當泡沫經濟再次爆破時，基層工人卻要承受減薪及裁員的苦果。
另外，CEPA開放中國內地市場，加劇了本港企業及內地企業的競爭（主要為服務業）。而內地的中小企業為了保持競爭力，唯有加強對工人的剝削及壓榨。因此，CEPA只是對規模越大的（跨國）企業以及少數專業人士有利，但對中國國內的基層工人會帶來更多的剝削。
CEPA與港府「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
其實CEPA正反映了香港政府在回歸後一貫的短視經濟政策，面對傳統製造業北移的經濟轉型下，港府只是讓經濟發展更縮窄及集中於少數創造就業少、或主要創造低工資職位的行業。例如集中在地產業、金融業等只會產生出極少數或多屬外來人士擔任的高薪職位。而由旅遊業及相關行業所帶動創造的職位，多是低工資或缺乏職業保障的臨時工或合約工職位，政府希望藉此來吸收因製造業北移後產生的大量勞動力。即使興建類似迪士尼主題公園，也只是以香港納稅人的錢來補貼跨國財團的利潤(還要連年虧本)。
港府對於職工盟提出保障低薪工人維持基本生活的最低工資法例，或其他保障勞工權益措施的訴求(集體談判權及標準工時)，動輒以干預市場或嚇怕投資者為名而拒絕。但同時一直運用行政力量(也是「干預」)來維持大地產商及公用事業財團的高額利潤。這種以財團利潤掛帥以及壓抑工資的政策，導致貧富懸殊加劇，測量貧富差距比例的堅尼系數，香港在2006年已升至歷來最高位0 . 533，嚴重程度為亞洲四小龍之首。所以，CEPA措施無助改變因香港經濟結構本身的不平衡而出現的週期性經濟危機。面對這個問題，或者我們是時候藉著CEPA的問題而向政府提出結束「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
立法最低工資的抗爭
職工盟自回歸後以來，主要有三大政策倡議，包括工會的集體談判權、標準工時以及最低工資。工會集體談判權法案在1997年回歸前數月，在當時的立法局通過，但在回歸後便在北京政府指示下成立的臨時立法會廢除掉。
隨著政治及經濟形勢的轉變以及集中目標的策略考慮，回歸後職工盟便較為集中在立法最低工資以及訂立標準工時目標的抗爭。正如上文所述，現時低技術的工人都是低工資的一群，工資收入根本難以維持家庭基本開支。全港現時有20萬家庭以及30萬的打工仔女，月入只有在5千元以下(即台幣2萬元左右)，這個收入是低於政府的綜合援助基金的援助額。換句話說，政府動用公帑來補貼財團及商家造就低工資的惡質職位。
職工盟經過不斷揭露這種不公平現象，這幾年特區政府開始對於立法最低工資的態度有所軟化，為了維持社會的穩定，一般預計會在2008年就兩個普遍低工資的行業包括清潔及物業保安(保全)而訂立最低工資。雖然這算是個一小步邁進，但並沒有涵蓋所有行業，所以職工盟未來仍會在這方面爭取訂立全面性的最低工資立法。
(作者為香港職工會聯盟組織幹事， 全文引自台聯2009年3月27日「CEPA與香港勞工」研討會資料)
CEPA的源起背景
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後，由當時北京欽點的特首董建華進行管治。適逢遇上亞洲金融風暴，之後香港經濟步入數年的衰退期，又加上2003年的「沙士」衝擊，失業率度達到9%的歷史新高點。而普羅的打工階層(包括公務員)面對減薪及裁員的打擊，工作朝不保夕。
而董建華的治港能力一直備受質疑，同時政策上明顯傾向大地產財團的利益。而政治上也極為保守，只會緊跟隨北京的江澤民集團的指示，包括加緊就基本法第23條有關國家安全的立法，最終爆發2003年7月1日的五十萬港人上街遊行，要求董建華下台。董建華其後為了平息民憤，而宣布收回23條立法，而負責推銷的當時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被迫下台遠走美國，財政司長梁錦松同樣辭職。董建華的管治集團面臨空前危機。
北京政府有見及此，為了挽回其欽點的董班子的管治危機，以及紓緩香港的經濟危機，正是在這背景下而推出CEPA的安排。
CEPA是什麼？
CEPA全名為「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中文為《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單而言，這是一個香港與內地類似雙邊的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主要大幅減除兩地之間的貿易障礙，包括關稅及貿易資格限制等。
CEPA內容主要分為三大部份﹕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以及「個人遊」計劃(或有認為「個人遊」計劃亦是歸為服務貿易其下)。
在貨物貿易方面，內地會給予香港製造的產品零關稅的對待，只要該產品部份生產工序在香港進行，即可享有此等對待。
服務貿易方面，CEPA開放二十多個行業的限制，包括分銷、法律、會計、房地產、廣告、管理諮詢、會展、電信、視聽、建築、建築設計、分銷、保險、銀行、證券、旅遊、客運、物流、航空、醫療、文娛、信息等等。這些領域過去要求有關港資企業如要到國內投資，必須要有較多的資本或營業額，或需要與國內企業合資經營。這些限制都在CEPA的框架下被取消或減少。以醫療及牙醫為例，過去中外合資的醫院及診所聘請的醫務人員大多數需要為中國籍人士。但在CEPA下香港與國內合資的醫療機構的員工可以大多數為香港人。而且香港醫生可以在國內有較長的執業期。而香港三所大學醫科畢業生亦可參加內地統一醫師資格試。
至於「個人遊」計劃，是在CEPA的框架下引入，在2003年7月28日開始推行。根據計劃，內地指定城市的居民獲准在最長為一年期間來港旅遊兩次，每次最多可逗留七天。直至2006年底，「個人遊」計劃已涵蓋中國44個城市，根據計劃訪港的內地旅客超過1,720萬人次，佔訪港內地旅客(4,360萬人次)的39%。而佔全年訪港旅客人次2,525萬人次的一半(不計中國在內的外國訪港旅客)。
其實CEPA與WTO可說是一脈相承，WTO是一個多邊自由貿易協定，各國共同商討如何開放市場，但由於各國之間的不同利益，WTO會議難以使多國達成協議。因此，近年國與國之間更多達成的是雙邊自由貿易協議，主要由國與國之間簽訂，CEPA正是其中一例。不論是多邊還是雙邊的自由貿易協議，其本質都是一致：消除資本流動的障礙。
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後，其後數年陸續降低關稅及開放市場。中國政府為了讓國內企業可以嘗試接受開放市場的衝擊，所以與香港簽訂CEPA，提早讓港商進入內地市場。換言之，其他國家也可以在數年後享有大部份CEPA的條款，港人的優惠並非長久。
CEPA是否能吸引更多港商企業回港投資，增加就業機會？
政府宣傳CEPA的其中一個論調是：因為香港製造業享有零關稅的優惠，因此可以吸引港廠或外國廠家來港設廠，生產高質素的產品，從而製造就業機會。或者我們先參看以下基本數據﹕在2006年12月，歸入機械、設備、儀器及零件業的港產品出口貨值，與2005年12月同期比較，下跌52億元（即24.3%）至163億元；歸入服裝製品業的港產品出口貨值下跌18億元（即7.8%）至218億元；而歸入紡織製品業的港產品出口貨值下跌27億元（即7.3%）至346億元。2006年比2005年港產品出口貨值整體下跌為1.1%。從數據可以顯示，CEPA似乎並未為香港的製造業發揮起死回生的作用。
其實，香港自80年代以來，製造業北移的情況下，香港基本上已沒有什麼本地生產，而剩下少得可憐的製造業都已經萎縮，或沒有什麼附加值的產業。其次，大部份港商都是為歐美品牌生產原設備，而非自創品牌。因為香港品牌遠遠不及歐、美、日的名牌貨品，港產品牌在國內市場份額所佔甚少，即使給予零關稅的優惠，也不會吸引產業回流。即使有部份高增值(例如鐘錶)的生產回流，能夠僱用的就業人數非常之少，且集中在高技術的範圍，難以改善就業情況。
CEPA協助香港企業開創中國內地市場，港人北上就業更有前途？
有經濟學者指出，相對於製造業，CEPA對本港的服務業更為有利。因為降低了進入中國內地的門檻，令本港服務業公司可以大舉進軍內地市場。本港企業在內地拓展業務，可能會因此招聘一些香港管理人員到內地工作。
根據港府工商及科技局呈交立法會的報告，直到2006年止，根據CEPA在內地創造由香港居民出任的新職位，只有1000個而已。CEPA所創造的港人赴內地的工作數目根本不多，且對基層市民整體就業無甚幫助。而且內地員工的薪金跟本港員工有一定差距，港方管理人員只會擔當過渡角色，待內地員工得到足夠的訓練，企業就只會聘請國內人士。情況跟80至90年代的工廠技工一樣：當內地工人熟練有關工序後，就是本港技工失業之時。
此外，部份行業例如會計及法律服務等，亦可能出現業務北移的現象。大量本港會計師及律師到國內開辦事務所，除了少數大型企業外，其他小企業可能會放棄香港的業務，或會造成更多後勤人員失業。
CEPA對香港整體經濟有好處，最終基層市民都能受惠？
另一個主流論述是：CEPA始終增加中港兩地的貿易額，總體而言能夠帶活本港經濟，最終使社會各階層都能受惠。無可否認，自從CEPA實行後香港商品的整體出口值每年都有所增加，2006年的商品整體出口貨值較2005年上升9.4%，達24,610億元，其中轉口貨值上升10.0%；同期，商品進口貨值上升11.6%。而轉口貨值往中國內地上升15.3%，中國往香港的進口貨值上升13.7%。
雖然如此，但這種「滴漏效應」論述其實沒有任何實質的証明。首先，貿易額的增加與基層市民生活的改善並無任何直接甚至間接的關係。只要再參考2006年12月相比2005年同期相關行業的實質工資指數，製造業升幅1.2%；批發、零售、進出口貿易、飲食、酒店業以及運輸服務業則分別錄得跌幅為0.5%及1.5%(2007年工資才有所回升)。由此可見，即使整體經濟有所好轉，基層打工仔女的工資並沒有顯著增幅，甚至繼續下跌。
CEPA下的「個人遊」計劃能帶活香港的經濟？
其實一般香港市民，對於CEPA的基本認識大都會聯想到「個人遊」計劃，以及會認為「個人遊」確實帶旺了香港的旅遊業及相關行業。香港旅遊發展局統計2006年訪港的內地旅客消費達93億元港幣，較2004年增加38%，當中「個人遊」計劃的旅客估計會佔相當比例。而工商及科技局向立法會提交CEPA的報告指出，「個人遊」計劃創造了2萬5千多個職位，佔整個CEPA創造職位3萬6千個的七成。
「個人遊」計劃帶動與旅遊相關行業的收益、增值以及就業機會，這當然是基本事實。不過，如以勞工角度來看，我們還要看她究竟對於勞工帶來多少益處。無可否認是「個人遊」計劃創造了一定的酒店、飲食及零售行業的就業職位。即使如此，據工商及科技局的報告，因為「個人遊」旅客的消費模式的轉變，自2005年後酒店及旅舍業的就業人數開始降低，反而零售業就業人數則上升。
而對勞工更為重要的是，雖然「個人遊」計劃改善了酒店、飲食及零售行業的就業狀況，但行業的工資並沒有顯著提升。以上文所提及，2006年12月相比2005年同期的實質工資指數，零售、飲食及酒店業這個行業類別裡，工資跌幅為0.5%，即使到了2007年6月，這個行業類別的工資仍只有上升1.4%。現時香港2007年通賬率為2.7%，工資水平根本追不上生活物價指數。更不要計算過去在2003年「沙士」期間，這個算是減薪重災區的行業，工資下跌達3至4%。這亦可以反映現時香港普遍打工仔女即使在經濟復甦期間，仍然不能分享到經濟復甦的成果。
說到底，CEPA對誰最有利？
港人目前持有的海外資產是本地生產總值的兩倍，相較日本（只有30%），本港（富商）其實有很多財富及經濟活動在海外(這個數據仍屬推論，沒有具體數字)。CEPA只會對港資及跨國企業拓展中國業務更為有利。他們發財的同時，本地的工人，特別是基層市民，卻是沾不到邊。工人並不能像資金一樣可以到處遷移，當本地資金北移，造成服務業空洞化，工人多只能留在香港接受低工資的職位。
即使現時香港經濟處於復甦，很多資金確實回流到本港，但大都只是流入樓市及股市，造成泡沫經濟。基層工人並不能在這個泡沫經濟的日子得到多少實惠，更要飽受高樓價及高通脹之苦。當泡沫經濟再次爆破時，基層工人卻要承受減薪及裁員的苦果。
另外，CEPA開放中國內地市場，加劇了本港企業及內地企業的競爭（主要為服務業）。而內地的中小企業為了保持競爭力，唯有加強對工人的剝削及壓榨。因此，CEPA只是對規模越大的（跨國）企業以及少數專業人士有利，但對中國國內的基層工人會帶來更多的剝削。
CEPA與港府「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
其實CEPA正反映了香港政府在回歸後一貫的短視經濟政策，面對傳統製造業北移的經濟轉型下，港府只是讓經濟發展更縮窄及集中於少數創造就業少、或主要創造低工資職位的行業。例如集中在地產業、金融業等只會產生出極少數或多屬外來人士擔任的高薪職位。而由旅遊業及相關行業所帶動創造的職位，多是低工資或缺乏職業保障的臨時工或合約工職位，政府希望藉此來吸收因製造業北移後產生的大量勞動力。即使興建類似迪士尼主題公園，也只是以香港納稅人的錢來補貼跨國財團的利潤(還要連年虧本)。
港府對於職工盟提出保障低薪工人維持基本生活的最低工資法例，或其他保障勞工權益措施的訴求(集體談判權及標準工時)，動輒以干預市場或嚇怕投資者為名而拒絕。但同時一直運用行政力量(也是「干預」)來維持大地產商及公用事業財團的高額利潤。這種以財團利潤掛帥以及壓抑工資的政策，導致貧富懸殊加劇，測量貧富差距比例的堅尼系數，香港在2006年已升至歷來最高位0 . 533，嚴重程度為亞洲四小龍之首。所以，CEPA措施無助改變因香港經濟結構本身的不平衡而出現的週期性經濟危機。面對這個問題，或者我們是時候藉著CEPA的問題而向政府提出結束「積極不干預」的經濟政策。
立法最低工資的抗爭
職工盟自回歸後以來，主要有三大政策倡議，包括工會的集體談判權、標準工時以及最低工資。工會集體談判權法案在1997年回歸前數月，在當時的立法局通過，但在回歸後便在北京政府指示下成立的臨時立法會廢除掉。
隨著政治及經濟形勢的轉變以及集中目標的策略考慮，回歸後職工盟便較為集中在立法最低工資以及訂立標準工時目標的抗爭。正如上文所述，現時低技術的工人都是低工資的一群，工資收入根本難以維持家庭基本開支。全港現時有20萬家庭以及30萬的打工仔女，月入只有在5千元以下(即台幣2萬元左右)，這個收入是低於政府的綜合援助基金的援助額。換句話說，政府動用公帑來補貼財團及商家造就低工資的惡質職位。
職工盟經過不斷揭露這種不公平現象，這幾年特區政府開始對於立法最低工資的態度有所軟化，為了維持社會的穩定，一般預計會在2008年就兩個普遍低工資的行業包括清潔及物業保安(保全)而訂立最低工資。雖然這算是個一小步邁進，但並沒有涵蓋所有行業，所以職工盟未來仍會在這方面爭取訂立全面性的最低工資立法。
(作者為香港職工會聯盟組織幹事， 全文引自台聯2009年3月27日「CEPA與香港勞工」研討會資料)
0 意見: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