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扁札記〉我心自由

我第一次入獄是在1986年6月10日，還在有黨禁的戒嚴時期。三個多月後，民主進步黨就誕生了。1987年2月10日我出獄，不到半年，長達38年的戒嚴解除了、黨禁也開放了。雖然《蓬萊島雜誌》的創辦人黃天福、總編輯李逸洋和我是以所謂的「七字官司-以翻譯代替著作」被羅織成獄，但與中國國民黨非常友好的有力人士告訴我，國民黨當局當時是可以用「叛亂」罪嫌辦我，因為1984年9月，我在鄭南榕的《自由時代雜誌》開闢了「組黨促進會」的專欄，以「誹謗」定我的罪算是客氣，回想起來似乎還要感謝國民黨政府的「恩澤」。

《蓬萊島雜誌》發行52期，被警總查禁51期，唯一未被查禁的第2期讓我們入獄246天。這次再度失去自由，並不是「叛亂」，而是「辦不出來就走人」的「貪污」。23年前的「誹謗」也好，現在的「貪污」也罷，本質都是「政治」，實質則是「迫害」。如今在不到二坪大的牢房為《蓬萊島雜誌.net》網路版的復刊寫「阿扁札記」，撫今追昔，只能說是民主倒退的歷史反諷。

誠如我在公開信中所說，《蓬萊島雜誌.net》不是一份普通的媒體刊物，而是一份堅持獨立建國，並勇於為過去八年執政辯護的「運動戰報」。翁山蘇姬說：「腐敗的根源是恐懼」。威權的根源何嘗不是來自恐懼，而懦弱的根源更是來自恐懼。因為恐懼，所以沒有信心；因為懦弱，所以不敢堅持獨立建國，更不敢理直氣壯的為過去八年執政辯護。《蓬萊島雜誌.net》的使命，就是要讓所有支持本土的力量再次集結，重新啟動獨立建國的進程。

有人說圖博（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此次來台是「宗教之旅」，不應有「政治活動」，1997年及2001年達賴喇嘛兩度來台是為了政治目的嗎？否則為何有那麼多的政治領袖爭先恐後要跟這位法王見面。2001年4月1日馬英九市長還親自迎在市府大門口，並致贈台北市鑰，歡迎達賴隨時來台北。八年前的熱烈歡迎，難道是「愚人節」的笑話，還是達賴忘了把馬英九所送的市鑰帶來。

我記得2001年達賴喇嘛應邀來台的名義也是「弘法」的「宗教之旅」，我以總統身分做了兩項決定，第一、達賴喇嘛來台的簽證，不能用1997年中國國民黨政府的模式，不能將達賴視為海外無戶籍的中華民國國民，而應直接承認達賴的外國人身分，拿外籍人士的簽證來台；第二、達賴喇嘛是世界級的宗教領袖及政治領袖，是台灣的國賓，元首級的國賓，國安局應給予元首級的國賓特勤維安保護。這不但是「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具體實踐，更是對達賴視同元首的最高禮遇。

達賴喇嘛到世界各地旅行訪問，只有中國才有反對聲音，也只有中國人才會去抗議，雖然他已經習以為常，這次在台灣的行程受到詆毀、嗆聲、打壓是過去所沒有的。達賴喇嘛主張西藏是中國的一部份，他尋求的是西藏的自治，不是西藏的獨立，他同時也是和平人道主義者，但看在中國當局的眼裡，達賴不但是鼓吹暴力，更是一位分裂中國的分離主義份子。

從中國對待達賴喇嘛的態度，以及這次給馬英九的壓力，再來看看我在卸任總統之後所處的環境、所落的下場，也就不足為奇了。中國在2005年通過所謂「反分裂國家法」，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頭號敵人」，我觸犯他們的「反分裂國家法」，是同為中國黨的馬英九在幫忙「代執行」而已！

我冤枉，災民更冤枉；我無辜，達賴更無辜。911的「官司」宣判就隨它去，至少我的「心」是自由的。一切都在「改變」，也確信很快就會「改變」。台灣人啊，台灣人，我們沒有悲觀的權利。我們絕對不是「一小撮人」，我們不會孤單的。只要堅定台灣建國的信仰，燃起我們的熱情，拾回我們的信心，激發我們的鬥志，一定可以扭轉當前的困境，邁向台灣更光明的未來。

台北，馬特拉不拉，我們自己拉；台灣，馬英九不救，我自己救。從「台灣事實獨立」到「台灣法理建國」，此其時矣！

（原文寫作日期為2009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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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萊小常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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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萊島雜誌》
1984年6月12日由黃信介的胞弟黃天福所創辦，明白的表示延續《美麗島雜誌》的精神，標榜以「台灣的黨外、黨外的台灣」為目標，以報導反對運動為重心，以黨外的角度看台灣的政治，以黨外的立場批判國民黨的統治。兩者的傳承從其英文名稱就可以看出，《美麗島雜誌》為Formosa，《蓬萊島雜誌》而為Neo-Formosa Weekly。

●「蓬萊島案」
蓬萊島雜誌第2期中有一篇〈梅可望當家，東海沒可望〉的文章，批評國民黨把靜謐的學園變成荒郊學店，並表示東海大學哲學研究所所長、蔣經國的英文秘書馮滬祥的論文《新馬克思主義批判》「以翻譯代替著作」，馮滬祥則控告發行人黃天福、社長陳水扁、總編輯李逸洋涉嫌毀謗。最後法院判決三人各八個月徒刑，並附帶民事賠償新台幣200萬元，之後黨外就稱呼這三人「蓬萊島三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