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鄉書摘〉台灣人知識份子的風範―朱昭陽 / 鄭正煜

　　一九0三年生於台北板橋的朱昭陽先生，有十分不凡的「讀書」能力，幾乎不用太多的心神就可以考上他所希望的學校。讀日本東京大學剛升上大二時，參加日本高考，只準備五個月就一舉中的，成為當時台灣報紙的大新聞；大三又考上律師，不久又考取日本人所艷羨的大藏省（財政部）的就職考試。東大畢業後，逐漸升任日本的中級文官，成為在日本台灣人中的特例。

　　二次大戰結束後，為回報賴以生養的母親台灣，丟棄東大畢業證書、錄取日本高考的證件，毅然辭職返國。但是台灣山河變色，政治、文學也變色，昭陽先生的兒子朱耀沂教授回憶說：記得我在念高中時，有一次與幾個好朋友要到中南部的朋友家玩，想跟父親要一些旅費，沒想到父親回了我一句話「旅遊是花自己錢所做的事」。

　　「旅遊是花自己錢所做的事」，是日本式的「漢語」。台灣人知識份子在瞬間轉換的中國文學、中國政治標準下，突然遭遇「失學」之痛。

　　不但如此，朱耀沂教授說：回憶錄中有特別的一章介紹父親拒絕加入國民黨的經過，而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我當預備軍官及在台大任教時，尤其一九七０年我從日本獲得學位回國後，有位我的老師級教授又來勸誘，並說「若是你不入黨，以後能夠出國開會的機會幾乎等於零」而這席話真的值得我慎重考慮，因為當時能夠出國是多麼具有吸引力的事，但我想了想，當朱昭陽的兒子為出國而入黨，那…。所以至今我仍是無黨無派，保持我的中立。

　　國民黨統治台灣後，全面控制台灣的文、武官僚系統。中、小學主任以上；國營事業課長以上；警政系統派出所所長以上，所有官僚系統全部落入國民黨的掌控，一直到二000年陳水扁執政，表面的總統任命表面的院長、部長，之後展開一連串的情治人員、司法官員對陳前總統的殘酷鬥爭，以辦綠不辦藍的狠辣，大幅改變台灣的政局。

　　本來，日本統治台灣期間，台灣的母體已經孕育了上千的具有現代、世界思想的優秀的知識份子，可惜這一大批人才在二二八事件中大量的死亡，文化界、社會界也因此頓失典範，悲劇一直一直延續到今天！

　　也為此，朱昭陽先生創辦了「延平學院」，想要為台灣母國「培養大臣」。朱先生說：我認為生命的意義，不在當大臣，而在培養大臣，戰後對日本有再造之功的吉田茂首相，一生最得意的事，不是他五次組閣，使日本迅速復興，而是他為日本製造了上百個大臣，使國家今後幾十年內不慮沒有領袖人才，所以他很得意地說，他的職業是「大臣製造業」。我不敢與吉田茂的事功相比，但他的話實獲我心。
　　
但是，事實反證了一切，朱昭陽先生發現，「原來，國民黨政府對留日人才深具戒心」，「延平學院」迅速夭折，「培養大臣」落空，台灣繼續深陷國家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