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家心聲：台灣的法官，勝任、獨立、公正超然嗎？ / 台灣人權律師團

關於陳前總統案，台灣的司法，顯現其欠缺獨立、超然的病症及對自己的角色的無知、無能。這明顯而嚴重的問題，關乎人權保障，關乎司法威信，也關乎社會發展，令人十分憂心，必須嚴正關切。

《世界人權宣言》、《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聯合國1985年司法獨立基本原則》，都明白揭示：審判機關的勝任能力（competence）、獨立性（independence）、及公正超然（impartiality），是人權保障的基本要求。這也是確立司法正當性、可信性（威信）的必要條件。

台灣司法的最根本問題，不在制度，而在人──很多法官「不像」法官，欠缺作為公正審判者的應有素養，也就是不能勝任（incompetent），無法有公平而正確的司法作為。這是大家，特別是法律人，必須謙虛面對的事實。

台灣的中小學一般教育、大學法律專門教育、加上司法官考試及訓練，其實無法培養出夠格的（qualified）法官。台灣的法官對法律，或可謂，學有所成（很多檢察官、律師亦然）。例如，什麼可當證據（有證據能力），什麼不可以，是法律；什麼行為事實成立犯罪（構成要件該當性），如何處罰，是法律；法官應依據證據認定事實，也是法律（刑事訴訟法第154條）。對這些法律，法官們大概有其專業知識。然而，如何依據證據認定事實，這不是法律；這屬於正常、合理之人（reasonable person）的合理推斷範疇。台灣的法官是不是正常的人，這問題或太聳動，暫且不提。台灣的法官是否具備合理之人應有的合理推斷能力，則不可不問。這涉及整個社會、文化與教育問題；不合理的社會、不合理的教育，不可能蘊育出普遍合理的一般人。在這不良的環境下，台灣的法官是否比一般人較有合理推斷的能力呢？謙虛的法官也必會搖頭。因為，這方面，法官並未受過特別教育或訓練。反而，由於他們（大多）很年輕就當起法官，鎖進司法圈內，既少一般社會經驗，也無律師（或檢察官）的多面向法律歷練，權力使然，不知不覺中變得自以為是，更難提升合理推斷的能力。依據證據認定事實，是審判的最重要、核心，卻正是台灣司法最病弱之處。

關於「獨立」，許水德說的「法院不是我們國民黨開的嗎？」道盡了台灣司法的不獨立。過去，當法官、檢察官，必須是國民黨員，或國民黨所認可者（非我族類，就用口試予以阻擋、排除）。司法作為上，很多法官、檢察官長期配合國民黨的政治需要。解嚴及政治民主化後，所有那些法官、檢察官們，都還在那裡；沒被解職，不必退黨，也未經「改造」（使之獨立、超然、且具人權素養）。新進的司法官，或許不須經過國民黨的思想篩檢，但在那麼多前輩、上級、長官們的牽引（陰影）下，恐怕還很難扮演應有的獨立角色。現在，據了解，有八成的檢察官、七成的法官，是藍色的。憨直的許先生的名言：「法院是國民黨開的」，仍然相當符合現今司法生態。在這情況下，台灣的司法勇於對前任總統（非國民黨人）偵查、起訴、審判，根本說不上是什麼進步的表現。

關於扁案，諸多司法（官）作為，凸顯了公正、超然的嚴重欠缺。例如，該案在分案處理後，竟「神秘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語）更換由蔡守訓法官主審。其次，針對更換法官，陳水扁主張其違憲，聲請大法官會議解釋。大法官們遲不解釋，而扁案則已判決在即。另方面，扁案尚未判決，就扁案衍生的偽證罪案，台北地院卻（一反常態）迅速判決相關被告有罪。如此，一慢一快，前後夾擊，無異預設：阿扁必判有罪，而大法官會議也不可能作出改變現狀的解釋了。這樣的整體司法作為，絕不公正、超然。

台灣的「院方」與「檢方」，長期一家親；過去十年來，「院方」雖力圖表現的較像「法院」，但在國民黨重新執政後，雙方又再曖昧。最近的司法節，司法院與法務部恢復傳統，合辦慶祝大會，並表演阿扁被押的諷刺劇，逗引滿堂法官、檢察官們哈哈大笑、歡樂不已。這種匪夷所思的行徑，赤裸裸地顯露出司法人員對自己角色的無知。這是國家之恥，也是阿扁作為被告的大不幸。

法官們（及法院發言人）常常說，就扁案，也必然會說：絕對憑著良心、獨立、公正審判。然而，正如英國R v Sussex Justices案對司法公正性所確立的原則：「光做得公道是不夠的；還要連看起來都明顯而無可懷疑地公道才行。」扁案，台灣司法的表現，與「看起來都明顯而無可懷疑地公道」之標準比較，實在差很大。至於實質的公正、公道，英國Dimes v Proprietors of Grand Canal案則對法官教示如下：「一個人的是非曲直，不能任由他自己判斷。」法官「自我感覺良好」，是不行的；扁案的司法表現，對不對、公不公道，當然不能任由相關法官們自我評價。